“百年变局下的全球治理与国际秩序”学术研讨会议在国务学院顺利召开

2020年11月7日，由伟德国际1946源于英国和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主办的“百年变局下的全球治理与国际秩序”学术会议在徐汇校区新建楼239会议室顺利举行。来自伟德国际1946源于英国、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二十余名国内知名国际关系学者共同就百年变局下全球治理改革和国际秩序转型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首先，学院国际关系系主任李明明副教授向参与本次会议的学者和院内师生表示欢迎，并简要说明了会议的议程和主要内容。学院党委副书记李振全致辞，向参会的学者们介绍了本院的学科设置和发展历史。随后，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郭树勇教授代表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致辞，重点说明了百年变局下全球治理与国际秩序研究的意义。

会议第一单元首先由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任晓教授作了题为“全球治理：进步与难题”的报告。他梳理了一战以来国际联盟、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的发展历史，指出解决国际问题需要一定的组织作为依托，以便对全球事务进行有效管理。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徐进研究员发表了题为“国际秩序转型与全球治理”的报告。他认为，在战争不再是提高国际威望有效手段的当下，国家可以通过参与全球治理提升国际威望和领导力。新冠疫苗的研发以及网络空间的治理，或许是国家在全球治理中展开竞争的两大新领域。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孙伊然研究员就“中国式开放：应对全球化三难困境”进行了报告。他指出，所有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都会面临国家自主性、经济开放和社会目标的三难困境。在此背景下，中国能否持续开放，取决于能否处理好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平衡，以及在竞争性开放模式下能否把握好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之间的平衡。

最后，我院黄平博士作了题为“全球风险社会与公共外交再思考”的发言。她以新冠疫情的爆发作为思考问题的起点，指出全球风险的存在可能使国家间的权力博弈变得更为复杂。同时，新冠疫情下公共外交也出现新的变化，如信息共享的趋势加强，非国家行为体和网络媒体的重要性上升等。中国如何平衡公共外交的“术”与“道”、展示良好的国家形象，值得认真思考。

在会议的第二单元中，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郭树勇教授首先发表了题为“习近平外交思想国际传播的若干思考”的报告。他指出，习近平外交思想内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结伴而不结盟”等理念具有中西贯通性。但由于某些概念不易进行跨文化传播，因此在国际传播的过程中应通过举例、类比等方式加以补充，以增加西方国家对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解。

随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朱杰进副教授报告了“亚太国际制度改革的中国路径”一文。他认为，中国正在推动亚太地区国际制度改革，中美之间将围绕国际制度展开战略竞争。对此，中国可以选择体制内改良、体制内革命和平行体制等不同的改革路径，但最终路径的选择将会受到中国对美国主导的国际制度的融入程度，以及外部选择两方面因素的影响。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吴泽林博士以“无奈的选择与可能的机遇：提前到来的根技术突破与核心概念的转换”为题进行报告。他指出，作为处于全球价值双环流的中间节点，中国面临着来自发达国家的高科技竞争压力。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了国内国际双循环概念。为应对挑战，中国应在自然科学领域实现核心技术和根技术的突破，在社会科学领域实现核心概念和根概念的改变。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毛瑞鹏副研究员作了题为“中国对联合国外交的挑战及应对思考”的报告。他认为，当前联合国政治格局加速演化，分裂和对抗色彩浓厚，成员国间达成共识的难度上升，中国在联合国提升制度性话语权的努力面临严峻考验。为应对挑战，中国应采用包容性话语阐述多边主义，回应西方质疑，加强南北对话。

下午的第三单元首先由我院刘宏松教授发表了“论辩权力、关键节点与国际制度改革”的报告。他指出，物质性权力较弱的国家更倾向于采取论辩策略而非讨价还价策略就国际制度改革提出诉求。在论辩过程中，包括外部危机在内的关键节点的到来将引发论辩双方权力对比变化，最终影响国际制度改革结果。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何奇松教授以“中国在太空治理中的作用、贡献及面临的挑战”为题进行报告。他指出，尽管目前中国在太空治理规则的制定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是中国在太空治理中得影响力有所下降。未来，太空治理规则仍将是英美打压中国太空发展的手段，太空规则倡议的竞争本质上仍是大国间的竞争。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叶玉副研究员报告了“国际金融机构中的中美博弈新态势”一文。她认为，美国在国际金融机构中从运营政策与规则、人事与治理两个方面遏制中国发展。为应对美国的遏制，中国应增加对资源增量的贡献，采取融入多于改革的态度，处理好新机构与现有机构的关系。

我院黄琪轩副教授作了题为“冲击国际秩序的国内政治压力：国别差异的比较”的报告。他分析了在相同的全球化背景下，各国民粹主义与反全球化浪潮存在差异的原因，并通过美国与墨西哥，以及英美与德日的对比进行阐释。他认为，当一国的劳工成为稀缺要素、金融与产业联系疏远时，反全球化浪潮更容易爆发。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叶成城博士就“亚太地区经贸合作制度变迁的政治经济分析”一文进行了报告。他认为亚太地区制度变迁分为制度需求、制度构建、制度维系与深化三个阶段，其中能力分配、战略关注度和制度共容性都会在阶段产生影响。通过分析20世纪80年代以来亚太经济秩序的变迁，他指出中国今后要坚持战略定力，更加注重“一带一路”建设的细节方面。

在会议最后一个单元，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刘鸣研究员作了题为“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疫情对国际秩序变化的影响”的报告。他分析了在未来新冠疫情影响下国际秩序如何变化，并指出应当关注美国国内危机、中美灰色化战略竞争、美国国际信誉三个要素。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李滨教授报告了“中美新冷战可能性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一文。他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同于苏联体制，国内资本和国际资本有足够的生存空间。由于中美之间不存在发生冷战的制度基础，因此未来中美发生冷战的可能性较低。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俞晗之研究员作了题为“全球治理机制复合体的演变模式与动因”的报告。她采用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解释了机制复合体演变的四种可能模式。在关键时刻下，主体的行为选择会引发制度变化并在此后产生路径依赖。而主体行为选择又受到治理主体权力与新治理问题情景的匹配度、治理主体对于已有治理机制的满意度两大因素影响。

我院苏若林博士以“全球卫生危机、民族主义与美国社会的分裂”为题进行报告。她指出，目前新冠疫情加剧了美国社会的分裂，政治意识形态的分歧强化了民众对国家政策的不同态度。尽管研究表明自由派不倾向于支持民族主义政策，但中国需要更加警惕特殊情况下民族主义政策与政治意识形态的融合。

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孟维瞻博士作了题为“香港问题与中美脱钩风险”的报告。他指出，香港问题本质上是中美关系变化尤其是中国与西方世界关系转变的体现。为解决香港问题，中国应加强香港与内地在各领域的合作。

会议的最后由李明明副教授进行总结发言。他表示，在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当下，如何用西方语言表达中国故事，展现中国智慧，是当前及未来中国外交的重要任务。